少年丨蒋国辉：我苦苦追求"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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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蒋国辉：我苦苦追求"诗和远方”

Original 蒋国辉新三届 2020-02-27

作者简介

作者在矿区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苦苦追求“诗和远方”

——贯彻阶级路线时代的中学生活

作者：蒋国辉

小学毕业时的作者

中学时代，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充满憧憬、青春勃发和渴望知识的青年，每个人都应该有很多值得珍视和回味的生活经历。

但是，在那个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里，还碰到了一位决心将阶级路线贯穿到她管辖范围内的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班主任老师，我的中学生活基本上被扭曲了，以致我从文革开始脱离班集体以后，就一直刻意让自己忘记曾经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是的，如果不是陈代秀同学几经周折找到了我，并热情邀我加入了班级的微信群，我就真的永远把自己从那个集体里彻底摘出去了。

关于中学的这段回忆文字，是我十多年前写成的（后来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不久前得知，回忆中提及的几位工农同学已经作古。我不知道他们成人之后可曾回忆过那几年的生活，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们的中学时代其实也是被扭曲了的。

我的回忆只是为了记录一段历史，当年还是中学生的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某类人，很多东西也是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

我的小学老师们（拍摄于1954年，几年后我入校时，照片中多数老师还在附小任教）

1963年，全面贯彻阶级路线之前，我侥幸考入了西南师院附中这所重庆市的重点中学，也是北碚区最好的中学（我妹妹后来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失去了报考附中的资格）。入校不久，贯彻阶级路线全面铺开，我成了一名被打入另册的学生。

之所以被打入另册，不光因为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和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的家庭，那时是敌人。我的外公在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期间功绩突出，有国军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在邮政部门任要职，1947年工作调动，带着全家（除我母亲外）去了台湾。这样的海外关系，使我们一家成了“内控对象”，如果有战争之类的事件发生，我们都会被监控起来。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一直被老师们公认为品学兼优，年年评为三好学生，加入少先队后，手臂上别着的臂标从一道杠上升到三道杠。作为少先队的大队旗手，那时，但凡参加游行或什么大型集会（1960年代这样的政治活动很多），我都举着大队旗走在全校队伍的最前边。

学校每逢重大节日召开庆祝大会，都有少先队大队旗入会场这项仪式。司仪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出旗！敬礼！礼堂里学生们起立举手行队礼，“万众注目”之下，我举着旗子，左右两边是护旗手，星星火炬随着红旗在头上猎猎舞动，大小队鼓在身后雄壮有力地敲响……

那个时候，除了有些小得意，内心也确实充满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扬帆远航的激情。只是，我一心一意奔向“诗和远方”的道路，进入中学就“此路不通”了，无论我作怎样的努力。

我考入附中，小学时期的成绩和品行都是我的硬指标。可是到了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有着那样复杂的家庭背景和身份，就算老师们对我印象不错，也无法让我继续呆在无产阶级的正册里。

开学那天，因为要住校，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顺便见了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是父亲的学生，见到我父亲她很恭谦地叫老师，还说她知道我在小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到了中学肯定也不会差，请老师放心，她会将我照顾好。也许因为李老师不是党员，没有资格查阅学生档案不了解内情，就指定我担任了班长。担任学生干部于我原是轻车熟路，工作起来和老师配合到位，那段时间李老师经常在朝会和晚自习时点名表扬我。

某天晚上，我睡觉时从上铺摔了下来，几个脚趾全部骨折，老师允许我回家医治，一个月后我的伤还未愈，就提前返回学校。此时我发现老师的态度反转了，她开始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因脚伤痛不能参加课间操，她指责我身为班干部不带头参加锻炼；劳动课不能干重活，她批评我不想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每天晚上，我的脚伤按医嘱仍需热敷，熄灯后不能按时睡觉，她又说我自由散漫，不遵守学校作息制度，等等。后来在“文革”中学到一个成语，知道了李老师的所作所为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某一天，她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撤销了我这个班长。

撤销班长是我自进入小学以来从未受过的打击，我还在内心拼命检讨自己，根本想不到，这不过是一个开始。

也许那时父母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深刻理解了政治身份的重要性，我刚刚考上中学，他们就对我提出了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的希望。我在进校后的第三天，距离入团年龄还得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时候，就向班主任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的这一举动并不仅仅是因为父母的要求，那时的我，思想单一纯净——没有正统教育之外的任何“杂质”，崇拜革命英雄，向往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靠拢组织争取进步也是发自内心的迫切愿望。新生中这么快就有人提出了入团申请，李老师接到我的入团申请书时，相当诧异。

我满以为入团会跟小学入队一样畅通无阻。一个先进青年的组织，不可能拒绝积极靠拢它的人；像我这样一贯要求进步的学生，团组织也不会拒绝我。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和自信。

接下来的事实无情地嘲笑了我的天真，浇灭了我的激情。

整整三年，不论怎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改造思想；不论怎样向工农同学学习，走革命化的道路；不论怎样向组织靠拢，努力争取组织的认可，时时事事处处在灵魂上解剖自己，从肉体上折磨自己，不断地批判自己的家庭、父母，唾骂自己的祖父外祖父，团组织的大门都始终紧闭。

三年里，从我们班第一个学生入团到我们毕业，我为争取入团都有点神经兮兮的了。每过一段时间，只要看到辅导员或团支部书记找人谈话，又看见某人拿《入团志愿书》在填写时，心里就是一阵阵慌乱，慌乱之后开始幻想，下一个可能就会是我了。可是下一个永远没有轮到我。

眼看班里的同学(都是“红五类”出身) 一个接一个入了团，内心十分焦虑，反复比对也看不出他们先进在哪里：学习成绩我名列前茅，文体活动我积极参加，各种劳动我争抢最重最累的干……但依然看不到组织发展我的迹象，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检讨自己，“找出差距”。我天真地、虔诚地、执着地见天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一番自我检讨，交给辅导员。

当时的辅导员是高中的团员学生，由校团委派到每个初中班，“帮助”小同学进步、入团。我的心得由辅导员审查，并鉴定我的思想改造是否彻底，写几句评语返还给我。这些辅导员自身究竟有多高的素质，谁也不知道，但他们在我心中很神圣。

每次拿到评语我都如获至宝，一遍又一遍地看，在字里行间仔细收寻有希望加入团组织的暗示。每当班上有人入团，我都要写一篇体会，赞扬同学，贬低自己，寻找差距，提出努力方向，向组织表达决心。

后来，班里两个西南农学院的子女相继入了团。万分沮丧的我同时又很纳闷，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也是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的教师，为什么相同的教师家庭子女却享受着不同的政治待遇？询问过后才知道，教师和教师确实不一样。我的父母不过是普通教师职员，他的父亲却是西农某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按当时的阶级阵线划分，属于“革命干部”，是红五类，入团乃天经地义。

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西农的教务长，院一级领导。西师西农两所大学的院一级领导，多是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转留地方的“南下干部”，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是红色的。这便是我和他们的差距，一个无论我做什么样的努力都无可变更的源头上的差距。

记得有一次，学校爆出了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我们班一个女生，周末和另外两名同学轮值守寝室没回家。她是农民的女儿，相貌平平，学习成绩也差，排在班里排倒第几位。可能由于比较自卑，平日里少言寡语而且精神萎靡不振，就像一个历尽沧桑的大妈。听说，那天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一个高二的男生走火入魔闯进了她们的寝室，扑到她身上要实施强暴。至于高中男生是否得手，她如何反抗击败施暴者等详情，谁也不清楚。后来校方宣布，由于她的奋勇反抗，坏分子被抓获。这个女生不光救了自己，也救了同寝室另外两个被吓瘫了的女同学。

她一夜之间成了英雄。

为了表彰她的勇敢精神，团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发展她入了团。她凭借奋不顾身地跟坏分子英勇斗争的行为成为了光荣的共青团员，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必须写一篇深刻的心得。可是她是个女生，她的英勇斗争行为跟性别有关，我向她学习什么？心得怎么写？确实把我难住了，拼凑了半天，最后写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流行套话——要像她那样和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

倒是这位女生，那以后就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虽然她的学习成绩还是老样子，但原先差不多被排除在全班同学视线之外的她，一跃成为了班里所有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因为她有红色的下中农家庭出身，入团不久又当上团支部组织委员，成了班和团组织的骨干，大红大紫了。

在毕业前夕，一个姓张的煤矿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入了团。这个人是班里公认的小泼皮无赖，他不仅学习成绩极差，品德也十分败坏，破坏纪律、打架骂人是家常便饭。他入团之后，我突然再也不想编造“心得”，内心竟然对附中团组织的先进性产生了怀疑，虽然当时没有勇气直面这种“大逆不道的危险”念头，但我终于因为这个人的入团，把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心得”和“表决心”标上了休止符。

中学时的作者

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中小学生也以阶级为准绳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中学期间，我一直处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当中，一方面被别人斗，倍感压抑倍觉委屈；另一方面也自己同自己斗，想挣扎出被别人强加的那个阶级阵营。现在看来，我为了入团的种种行为举止，几乎就是精神、肉体的自我摧残，可那时的我却把这一切看得非常神圣。

为了向工农同学看齐，中学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盛夏还是隆冬，我都坚持不穿鞋打赤脚。当时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一班二班多是西师子女；三班四班的学生多是天府煤矿矿工子女和附近农村的农民子女。那个时候，工农家庭收入不高，子女还往往比较多，许多家庭都非常贫困，所以我们班不论男女，打赤脚的是绝大多数。一些工农同学因家庭贫困真的没有鞋；非工农同学则和我一样，是用艰苦朴素的实际行动争取在各个方面向工农同学靠拢。

盛夏季节，打赤脚坐在教室里比穿鞋舒服，凉快。可是在户外阳光直射的地方，估计温度会超过摄氏五六十度，赤脚踩在地上，完全有将被烫起燎泡的感觉。为减少受伤的机会，走路的时候先瞄准一块树阴或长着哪怕只有几棵草、勉强能放下脚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站在不烫的地面上让脚缓过劲来，同时找好下一个“安全地带”，再跳。

隆冬季节，接近零度的气温，早上从热被窝里出来，咬紧牙关把脚放在冰冷的三合土地上，那真是彻骨的冷。教室里的水磨石地面，比寝室三合土地更冷，两只脚几乎不敢放在地上。但双脚不沾地的坐姿不能持久，便只好轮流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取暖。双脚由冷到痛，再由痛到麻木。如果天气好，十点多钟云开雾散见太阳的时候，脚才开始从麻木中慢慢暖和过来。可是，重庆的冬天好天气不多，绝大多数时候大雾浓得午后一两点还没有化开，两只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麻木着，入骨的寒气一点一点向上攀爬，一直爬升到心脏，把它冻结起来几近停止跳动。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知道自己那时是怎样熬出来的。

工农同学，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同学从小打赤脚，脚底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般的小石子他们踩上去跟没事一样。我进入中学后才开始练习打赤脚，离开了鞋的保护，双脚被硌被烫被冻到伤痕累累。自小习惯了打赤脚的同学，脚上皮肤黑红，脚背肉厚，五个脚趾岔开。我的脚从未这样直接裸露着跟大自然亲近过，刚刚脱掉鞋的时候，惨白的皮肤上显露着一条条青筋，五个脚趾紧紧并拢，一看就是长期穿鞋的“小资”脚。

那时国门紧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对比，我们只知道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非常幸福。而中国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和他们的子女。革命干部物质生活条件在工农之上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流过血、提着脑袋拼过命，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的子女因为父母的功劳自然也应该过与众不同的生活。工农及他们的子女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的幸福就是一个标准，这个阵营之外的其他人，但凡物质生活条件超过了他们，那就跟地主、资产阶级一样，是不能容忍的，是革命的对象。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确实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距很大，我真心为自己双脚羞愧不已，所以每天一出门就有意把泥尘往脚背上抹，坐在教室里，一边听课一边反复往脚背上抹尘土。这样，到课间操时，一双裹满尘土的脚就跟工农同学相差无几了，有这样一双脚走出教室，我心里才有了踏踏实实的感觉。经过三年的修炼，我的双脚形状虽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颜色已经成了与工农同学完全相同的黑红色，为此，我对自己很满意。

那个年代，一切都围绕着“革命”在运转。而划分“革命”或是“被革命”的标志，是血统。虽然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虽然也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但这些在实践中基本行不通。一般的情况是，“红色血统”的人，革别人的命；“其他颜色血统”的人，被别人革命，孩子也不例外。“其他颜色血统”的人，没有一个不想更换自己血液的颜色，但更换血液颜色不是简单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可以完成的，那是一个需要承受痛苦的过程，一要坚韧地承受别人冷酷地革自己的命，二要自己残酷地革自己的命。这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这样的氛围里，工农同学们对自己的血统和由血统带来的革他人命的权利有了空前深刻的认识，因此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来革我们这些“非工农同学”的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是什么呢？就是使那些被革命的人难受、痛苦。那时，我的洗脸盆常常被倒上满满一盆漂浮着污垢的脏水；洗脸的毛巾被人拿去揩脚，之后扔在我的床上；洗干净晾在绳子上的衣物被人扯下来扔在地上，再踏上几个黑色的脚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所有的革命行动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饭堂里的那种“革命”。

当时中学生的口粮定量是每月三十二市斤。十几岁的少年，正值长身体阶段，在没有更多其他副食品补充的条件下，饭量是很大的，尤其又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饥饿，肚子里几乎没什么油水，就算按定量吃足，也不见得能吃得很饱。这种情况下，工农同学们再采用一些革命手段巧取豪夺，我在那些日子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半饥饿状态之中。

我就读附中的时候，只有一个学生食堂。食堂里有饭桌没板凳，吃完饭之前任何人都不许离开，所以每天吃饭的点儿，全校一千多学生都集中在里面，人声鼎沸。学生八人一桌，一盆蒸饭，一钵菜。每周打一次牙祭——多一碗肉。每天上劳动课的学生帮厨，把饭菜挨桌次分发到位。每张饭桌进餐的人是固定的，分饭由八个人轮值。

学生分饭是用一块竹片把一盆饭划成八块，每人自取一块，值日生把菜分舀到每个碗里。因为定量有限，大家又都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多一口少一口都会比较计较。为了防止分饭不公，有人想出这样的主意，饭划好后，随意在其中的一块上插一支筷子，然后将盆子用力一转，有些像现在的轮盘赌。盆子停下来后，筷子对准谁，谁就取这一块，其他的人依次拿。这个方法分下来，可以保证基本公平，还可促使分饭的值日生尽量把饭分均匀。

我们这一桌，有我这样一个“革命对象”，他们谁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对付我，当值的人爱怎么分就怎么分。他们抠饭的技巧十分高明，将竹片斜插下去，从面上看每一块大小差不多，被斜插着划出来的那块，就成了倒梯形，比正常分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这块倒梯形永远出现在我的碗里。只有我自己分饭那天才能吃够应有的分量，而每隔八天，我唯一能吃到应有分量的时候，他们端起碗还对我怒目斜视，吃够自己的分量都成了罪过。我是没有资格计较的，告诉老师被批评的依然是我：非工农学生嘛，心思应该时刻放在思想革命化上，每天少吃了几口饭还要同人家工农同学斤斤计较？我只能默默忍受。

我们班与其他班相比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班主任在班会上宣布班规：任何人不准到校外买零食吃，也不准从家里带零食的到学校。她说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还让全班学生互相监督执行。其实，受到严格监控的就是我们几个非工农学生。校外杜家街上，紧靠校门就有一个小杂货铺，几个家庭条件相对好些，且在班里称王称霸的工农同学，经常晚自习期间悄悄溜出去，到杂货铺买零食，回到教室嘴里还吧咂吧咂地嚼个不停。同学们谁也不敢说什么，更没有人向老师报告。只有对我们非工农学生，李老师的班规才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虽然饥荒已过，但当时副食供应还不算特别丰富，一次，我父母碰巧买到了平时少见的米花糖，就给我带了一包到学校。这是违反班规的事，我当然不敢让人看见，悄悄藏在了垫棉絮下边。晚上熄灯后，我跟个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取出来放在嘴里，米花糖很脆，嚼起来动静很大，我不能嚼，只放在嘴里让唾液把它浸软，然后有意翻身、扯铺盖弄出一点响动，借机嚼几下赶紧咽下去。这样的吃法当然不能痛痛快快吃够，仅解馋而已。

只过了两天，一包米花糖还没吃几块。那天下午自由锻炼结束后回到宿舍，当时宿舍里没人，正想趁机吃几块米花糖，却看见我的床被揭翻了，米花糖已不知去向。我内心立即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愤怒委屈难过惶恐还有几分心虚。不一会儿，其他的人陆陆续续回来拿碗吃饭，见了我一个个挤眉弄眼，挖苦：“我的米花糖呢?”“嗨，米花糖好不好吃?”“要晚上熄了灯躲在铺盖里才好吃呢！”我是被他们搜查过了。那时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条件，分明是自己被别人“毫无缘由地打了耳光”，我反倒觉得自己矮了，是自己违反了老师的规定，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任由他们冷嘲热讽。

殊不知，这件事还没有到此为止。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米花糖放在她的办公桌上，一包米花糖我没吃几块，现在只剩下半包，还有半包被举报我的人吃掉了。李老师大道理小道理，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并责令我写书面检查，在班会上向全班公开检讨。那以后，米花糖这个词就粘在了同宿舍“工农同学”（也包括个别争取进步的非工农同学）嘴上，几乎每天都要当面讥讽一番，到后来，我一听见“米花糖”，心就发抖。

到了初三，学校允许学生在规定的一日三餐之外，可以自己拿粮票买机动馒头票，我的日子才开始好过了。父母给了我能够每天加一个馒头的粮票，我晚餐时买一个馒头留到晚自习后加餐，再也不会半夜里被饿醒。

其实，工农同学的革命行动都不过停留在物质层面，停留在生活小事上，还有些上不了档次。班主任和辅导员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举措是诛心，具有政治歧视的威慑力，让人心惊胆寒。时不时，他们会在晚自习期间突然走进教室，大声宣布：非工农同学出去一下，我们工农同学要开个会。“我们工农同学”经她们这么一强调，我们这些非工农学生立即就灰头土脸了，原本安静的教室瞬间就嗡嗡嗡的，像是一下子挤进来满屋子的蚊子。所有工农同学的目光，子弹一般飞过来将我们洞穿。我们只好站起来低头走出教室，那情形就像电影里戴着高帽子被绑成一串游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即便是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依然会有青山绿水草地鲜花，我的灰暗的中学时代，还是有不少让人愉快的回忆。虽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大气候下，各科任课老师都不会过分地偏向我们这些非工农学生，但我的学习成绩让他们印象深刻，并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李老师，很多老师师德还在，良知还在，正气还在。

比如我们的语文老师陈德维和数学老师谢碧芸。两位老师对那些成绩不好又不努力学习的学生绝不无原则迁就，对学习努力但成分不好的学生，也绝不吝惜表扬。

谢老师上课时评讲数学作业，不止一次地说，我看那些成绩不好的人，有蒋国辉一半的努力，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陈老师每次都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分析讲评，多次把我的作文推荐给校墙报，我的一篇题目为《炼》的作文，还被送进了校史室保存。两位老师毫无偏见地对待我，给了我继续努力学习的勇气和信心，也让我看到了在入团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希望。相信在那个时代，她们不会没有压力，正因为如此，她们教书育人不畏强权的骨气更加令我崇敬，让我感铭至今。

我的勤奋好学和积极上进是不争的事实，老师委托的工作我都能较出色地完成也为大家有目共睹，并且，有一段时间国家好像又开始倡导“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也许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过了一学期左右，李老师重新启用我。最初让我当通讯组组长(组织几个作文写得较好的同学，和他们一起每人每周写几篇短小的稿件交到学校广播站，由学校的广播站每天中饭和晚饭时间播出)；不久又让我兼语文科代表(主要工作是为该科老师收作业本送到办公室，老师批改后又抱回来发下去。同时收集同学们对这门课的意见，转告给老师)；再后来当了半年学习委员，之后当文体委员到毕业。

我担任文体委员的时候，特别地迷上了篮球，而且打得也有那么点门道。初二暑假，学校组织了几个体育训练队，担任教练的老师没有拘泥于家庭出身，让我当了男子少年篮球集训队的队长。这件事让两个自认为在班里篮球打得最好的工农同学特别不满，因为他们连集训队也没能进去。通过那次集训，我的球技跳跃式上升，提高了几个档次。

暑期集训结束，开学后学校就举行了一次全校篮球班级联赛。班级联赛按年级进行，每个班组织甲乙两个队，分别在本年级中跟其他班的甲乙队开展对抗赛，每个班的两个队分别要打三场球，最后以两队的总分排名次。

各班的甲队都是原有的班级篮球队，力量较强，乙队则由其他篮球爱好者临时组成，不能代表本班的篮球水平。我们班原来的篮球队联赛时也定为甲队。当时，我经过暑期正规培训，个人球技在班里已经算得上名列前茅，但由于某些工农同学的坚决排斥，李老师迎合了他们的意思，不让我加入甲队，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参加了临时组建的乙队。

比赛的结果，我们班乙队大获全胜，三战三捷。

同年级其他三个班和我们班氛围完全不同，四班的班主任——我们暑期篮球集训队的教练，把自己班的两个队作了合理的调整，加强了乙队的力量。一班和二班大多数学生都是西师子女，非工农出身，没有血统歧视，因此在球队人员配备问题上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的老师虽然也把较强的力量放在了甲队，但每个乙队都安排了原先班球队的队员。

我们年级的二班，篮球水平在全年级最高，暑期集训队20名队员（从初中和高一共十六个班的学生中挑选），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年级二班的学生。

联赛时，二班的乙队队员有三名参加过暑期集训，因此，我们和他们打的那一场球特别艰苦。上半场结束时，我们班落后了二十四分。观战的二班学生又兴奋又得意，都认定他们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我们班观战的同学，个个都像霜打过的茄子。

可是到了下半场，比赛态势发生了突变。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慢热型，下半场开赛后，只觉得身轻如燕、灵活自如，二班的防守完全拦不住我的左冲右突，奔跑跳跃，投球命中率至少在百分之九十几，我都感觉自己不像自己了。队友们见我完全进入了状态，纷纷找机会把球传给我。我不知道自己投进了多少个球，也顾不上看比分。下半场结束的哨声响起时，恰好我们班的后卫杨昌权投篮被对方打手，裁判判发球两次。杨沉着冷静，两发两中，我们和二班追平比分，赢得了加时赛的机会。接下来，二班以三个球员的力量形成强大的防守阵式坚决阻击我，但我却似有神助，进退自如，五分钟内又投进了三个球，最终，我们以四十二比三十七战胜了二班。

那天的晚自习就不是自习了，教室里充盈着节日的喜气，集市一般热闹，谁也没心思看书复习功课，同学们围绕着这场球赛没完没了地议论着。上半场结束时，巨大的比分悬殊让我们班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内心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了二班的胜利。下半场却出现了奇迹，我们反败为胜。作为这场球赛的主要功臣，我当然有些沾沾自喜，我超水平发挥为赢得这场球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我在本班没有受到任何表扬，但我知道，赛后二班的同学都说，可惜没能把蒋国辉拦死，这场球本来是我们赢定了的。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班入团的工农同学越来越多，到毕业前，所有的班干部中，只剩下了我这个唯一的非工农非团员。还有一个叫刘娅的女生，唱歌跳舞在全年级独一无二，进校时理所当然地当了文体委员。由于她也是非工农出身，不久就跟我一样被刷了下来。那时每天下午上课前有十五分钟的唱歌时间，同时每周要教唱一支新歌，学校有什么活动，每个班还得出文娱节目，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刘娅。李老师没有重新启用她，只给了她一个“文娱组长”的非正式头衔，并规定班上所有的文体活动，由文体委员和她共同组织。刘娅就戴着这个“虚衔”一直到毕业。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正值美越战争激烈之时。学校隔三岔五地组织上街示威游行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还不时组织一些文艺晚会，要求各班排演以“抗美援越”为主题的节目。

那次，我们班决定演出一个舞蹈。

我是班上的文体委员，组织排练是我的分内工作，直接编排舞蹈并指导排练的是刘娅。按照李老师的安排，在男生中挑选了一位姓黄的工农同学担任主要角色。李老师说他练过功夫，身段柔韧灵活，舞姿会很好看。黄在整个排练的过程中，依仗他是老师直接指派的“演员”，又要表演一些难度较大的动作，所以很是有些“大腕儿脾气”。我们白天上课，排练一般安排在晚饭后。

吃过晚饭别的同学都早早地来到排练场地，只有他不紧不慢让大家伙儿等着，排练的过程中常常要以他的兴致为转移，他说声没有兴趣撂下摊子就走人，排练又只好停下来，谁劝说也没用，搞得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人心开始有些涣散了。为了班集体的荣誉，做组织工作的我和刘娅低三下四地哄着他。好不容易把舞蹈排练好了，在参加学校汇演的前两天，黄同学突然宣布他“生病了”。

这一招连李老师也没料到，演出是带有政治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班出不了节目，集体荣誉受损失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李老师作为班主任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学校领导那里不好交代。

李老师家庭出身地主。当时的西师毕业生分配原则——又红又专的留西师，红而次专的到附中或重庆市较好的中学，红而不专的分配四川省内富裕的专县重点中学，成分不好的多是专但没法红，就分配到边远专县。按这个原则李老师是不可能留在附中的，她怎么留下来的我不知道，但她为了表明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时时事事处处都充分地、毫无原则地把自己摆放在工农学生“阵营”里，痛着他们的痛，快乐着他们的快乐。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关怀备至的工农学生竟然在关键时刻不给她面子，不为她争气。

尽管我入校不久就持续受到李老师的蔑视、压制和打击，但是黄同学罢演我没有幸灾乐祸，一方面觉得作为文体委员自己也有责任；另一方面觉得作为班干部应该为老师分忧。我主动向老师提出替代黄出演。其后，我抓紧最后两天时间苦练，到星期一汇演时，我上台替代了黄的角色，演出成功了。虽然我为班集体荣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李老师本人解除突如其来的困境，可李老师对我的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在班会上做总结，她只说我们班的演出很成功，对我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为集体荣誉付出的劳动只字未提。

那以后，李老师一如既往把我一个未成年的学生看成潜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依然非常明显地偏袒这些品行已向着不正常方向发展的工农学生。现在想来，这不仅是李老师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我们的宿舍住了十二个人。每周星期六午后学生回家，到星期日晚自习以前返校。

住宿生的周末在当时叫做放“归宿假”。每次归宿假，一个宿舍必须有两个人留守。原因有二，一是那时的宿舍十分简陋，小偷很容易破门而入，学校又没有专职的保安人员。附中前校门有一个管收发传达兼看门的老头，不可能在学生都离校后兼顾宿舍的安全；二是那时中国普通民众还相当贫穷，很多家庭给上学的孩子置办一套单独的卧具都非常困难，学生们谁也丢不起任何东西。

守寝室本来是件苦差事，好不容易熬过去一个星期，可以回家“改善生活”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回家，一天半的时间困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滋味不好受。时间一长学生们开始取巧，白天轮流出去逛街或打球，只要晚上两个人都在寝室里就行了。再后来两个寝室联合起来，每个寝室留一个人，另一个人可以跟别人一样回家，只是不能让老师知道，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或别的什么惩罚。

联合的好处很明显，每人每学期可以只轮到两次留守。可是，世间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留守的次数是减少了，但夜里熄灯以后，一个人睡在黑黢黢的寝室里，心就悬在嗓子眼里落不下去。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有两点：

一是担心睡到半夜偶尔醒了睁开眼，看见了小偷正在鬼鬼祟祟地翻东西。跳起来阻止吧，他手里有凶器怎么办？装着不知道吧，学校规定周末留守干什么？总不是让守寝室的人手里捏着几张餐券吃饭吧？丢了东西，想必同学、老师、学校领导都决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值守人员。

二是害怕看见床前竖着一个浑身雪白披头散发的人或是鬼；要么其它床上躺着本不该躺着东西。有一段时间，关于附中有鬼的传说，在北碚的各个中学广为流传，我妹妹在她们学校就听说，西师附中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全身穿白衣服的人坐在学校凉亭处拉二胡，惨白的月光下二胡声凄凄切切，吓得学生们夜里都不敢上厕所。

鬼，是我们这一代从儿童到少年时段恐惧的永恒主题，尽管谁都知道这个东西并不存在。为了把恐惧感降到最低，学生们再次联合，两个人睡到一间寝室里互相壮胆。又担心老师来检查，因此总要等到十一二点以后，老师不会来了，才敢睡觉。只是睡在别人寝室里的那一位睡不踏实：万一真有小偷钻进了空着的那间屋，依然会是天大的祸事。不过，大家都毕竟还是孩子，天大的担心也抗不过瞌睡虫，还好那时治安确实比较好，除了那一次“强奸未遂”案，就再也没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

守寝室的乐趣也很多。首先是饭可以吃够。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粮食关系都在学校，每人每月只需交六元钱伙食费。每周周末，回家的学生有四餐饭不在学校吃，总务处就给每人发四张餐券。到月底，各自把自己剩下的餐券交给班委的生活委员，由他（她）到总务处去退还钱和粮票。

跟三年饥荒时期相比，当时生活已经不算困难，不少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对这几张餐券也不在乎，所以就有人把自己的餐券送一张两张给守寝室的同学吃。这样一来，一个守寝室的人手里往往就有七八张餐券，每顿都可以吃两个人的饭。对于中学男生来说，两个人的饭算不上特别多，但确实可以吃得足够饱了。

周末吃饭和平时不一样，因为人少，吃饭不进大食堂，厨工在厨房门口放一张桌子，交一张餐券，打一份饭菜。厨工们每到周末，对留守学校的学生格外和气，饭菜分量都给得很足，女生们常常连一张餐券也吃不完，可见有数张餐券在握心里是多么踏实。

我的初中三年，是从满怀希望到不断失望的心态中度过的。直到毕业前夕，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终于对我实话实说，她说：有你母亲这样众多的海外关系，有你外公这样的直系亲属，你能进入附中这种重点中学学习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能让你入团呢？虽然我已经放弃了写“心得”和“表决心”，李老师的话依然犹如落在头顶的重磅炸弹，把我一直苦苦追求的充满诱惑的“诗和远方”，炸成了一堆粉末。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三年来我一直饱受某些“工农同学”的嘲笑、挖苦、孤立、欺凌和打击，原来班主任、辅导员和知情的团员早就把我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无论我怎样要求进步，向组织表决心，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小丑跳梁而已，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

文/革正式开始的前两个月，我们初中毕业了。那之前早已开始了对“燕山夜话”，三家村的大批判运动，揭露批判那些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社会主义含沙射影的攻击，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以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阶级斗争敏锐性，等等，只是这些活动都还在各种正常的社会秩序范围内进行。

可能当时北京已经躁动起来了，四川却平平静静的，一切还按部就班进行着。初中毕业的我们，按规定要先填写志愿表，然后再参加升学考试。我没有填志愿表，却写了一份申请书——坚决要求去农村落户。我这样做的动机有两点：

其一，李老师说我不可能入团的那些话对我刺激很大，无产阶级的“原罪”论就在我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身上有污点的人，继续上学念书，这些污点一辈子也去不掉，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才有可能真正成为“革命接班人”，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

其二，继续单纯天真地接受着当时的某些宣传。从1959年开始，一些有“家庭出身问题”的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也有极少数高中毕业生）的青少年，未能继续升学。他们被送到大巴山区南江县的县办农场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也叫知识青年。这些青少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所谓“有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他们中间不少人像我一样是真心想“改造”自己。

记得有一个我校高三毕业的西师子女，他父亲是西师某系的教授，他本人学习成绩也很好，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可他放弃了考大学，主动要求到南江去了。下乡不久他就名声大噪，成了北碚区的邢燕子、董加耕似的人物。他为什么放弃考大学？又怎么成为了一个典型人物？我不知道，但我的确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榜样。

大约在我初二下期或初三上期的时候，他从南江回到北碚，在北碚区的中学和小学作巡回报告。我从他的报告中得到三个鼓舞人心的信息：第一，南江十分美丽，到处都是花果山；第二，知识青年在农村比在学校、城市都好，不仅生活丰富多彩，而且人人锻炼得思想红、身体好，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天地，不去那里就错过了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第三，农民非常欢迎知识青年，双方的关系犹如鱼和水一样融洽。他的话我全都信了。因为他的故事中有好几个都是我儿时的邻居，和我十分贴近，就想着毕业后去他们那儿，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锻炼。

我的下乡申请递交不久，李老师找我谈话，明里暗里对我去农村插队的申请表示不赞同。

我一百个想不通。李老师那么“革命”的人，对我要求去农村锻炼应该感到很高兴才对啊，可是她的态度，看起来倒像是我给她惹了麻烦，她板着面孔不苟言笑，没有任何鼓励当然也不便公开反对。她对我说，要求到农村锻炼的愿望是好的，但还是应该按规矩办事，每个毕业生都需要填这样一份志愿表，这是教育局的规定。至于以后怎么办，到时候再请示领导。然后她又递给我一张表。

我已经是“高烧不退”，不继续上学读书的愿望在我心里似乎已经坚如磐石，拿了表格回到教室(学校已经放假，教室里没有人，李老师专门为我开了教室门，让我在里边填表)，我拿出写作文的功夫，又把决心表述了一番，还顺便不指名地点评了李老师和我的谈话。写完后，我送到老师办公室，不等她拿起来看，我转身跑了，怕她再同我讲道理。

两个月后，“文革的号角”正式吹响，升学考试取消，我与班主任李老师之争也就不了了之。乱哄哄地闹腾了两年多，我们毫无选择地被上山下乡了，此时，两年前那个坚决要求去农村，把自己锤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愿景，已经成了藏于内心的一个冷笑话。

蒋国辉文件夹